对机器人征税，它们就不来抢你的工作了吗？

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，最让人头痛的就是摸清读者们到底是怎么个状态。这事看似简单，但落在技术领域却总会出现各种麻烦。写得太硬核会让人失去阅读的兴趣，而解释过多则容易让人感觉啰里八嗦、心生不爽。面对一个大多数非技术受众根本无法触及的核心问题，选择更具体的讲话切入点就成为破解困局的不二法门。

前阵子，我们就在LinkedIn上开展了一轮集体意见征集，想看看社会主流对机器人这个问题有何看法。征集题目叫“机器人来了”，这样的表述是为了降低准入门槛，毕竟每周都有类似的文章在影响舆论。

大家的反应基本跟预期相符：他们担心机器人危机，以及杀手机器人；觉得这东西历史不长、可能有种种隐患；再就是不满于非得把它做成人形，认为这过于追求浮华的形式。说的没错，我也会把这些意见整理进后续文章当中。这里要特别提一句“机器人危机”（robopocalypse），这是之前我自己生造出来的词汇，指代互联网在面对新机器人时的本能排斥反应。

人们的反感往往还跟工作岗位紧密相关。跟“机器人危机”类似，总有人把“机器人来了”续写成“来干掉你的工作”。这里的干掉又分两种解释，其一是彻底消灭某些岗位，其二是取代岗位上的工作人员。一般来讲，群众在这类场景中会把AI和机器人区分开来：AI针对白领岗位，而机器人则针对蓝领工作。更具体地讲，威胁工厂工作的是机器人，威胁办公室职务的是AI。

而且时代的震撼还不只源自机器人的兴起。以我所在的线上媒体行业为例，早在我入行之前就总有人说这个行业已经死了。最初的威胁是TikTok之类的短影音平台，从业者一直希望受众能把那些应用先关掉，认真浏览一下严肃新闻。而面对受众不断萎缩的注意力、再考虑到无脑资讯的汹涌泛滥，文字在影像的冲击下似乎毫无还手之力。

这种趋势性的背景不仅对机器人行业造成损害，而且也跳脱出慎密对话的实现根基。我敢肯定，已经有不少人打算彻底脱离工作中的交流和沟通，而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危机所在。

所以我们不妨先从大家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的前提聊起：机器人已经，而且将继续影响工作岗位。机器人在劳动力体系中快速增长，复杂的自动化工具变得愈发普遍，并不断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产生更大影响。

这里我刻意使用了“影响”这个较为中立的表达，因为从纯语义的角度来分析，“影响”既不消极、也不积极。总之，未来的劳动力形态将与今天有所区别，而机器人技术几乎必然成为这种变化的核心驱动力。

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大多数人对此抱持较为积极的态度——机器人要么是取代那些本就糟糕的工作，要么会改善这些工作内容。这样的判断基本属实，但我意识到自己接触过的那些表达者要么是机器人主义者、要么是技术投资者，总之在心态上普遍看好这方面发展。

我不是要故意唱反调，但作为内容创作者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各位读者，时代变化的真实影响绝不是一个个数字。每个数字背后都对应着真实存在的人，特别是在最近大家经常读到的裁员消息当中，冷冰冰的数字正在摧毁一个个家庭。把现实的悲剧抽象成统计数据非我所愿，所以我才会经常转发岗位招聘信息。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我们的生存能力是由工作能力直接决定的，这也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。

至于自动化的长期影响，我觉得只有充分对话才有可能找到答案。与其说是对话，倒不如说这是一场辩论，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绝不会平息。很高兴看到人们会结合自己的背景和立场参与讨论。但遗憾的是，我发现大家往往拘囿于技术带来的短期影响和代价，也就是那些受到直接冲击的岗位。沿着这个路子，我们能聊的也只有安全保障、提高职业技能之类的陈词滥调。虽然重要，但我认为并不算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核心议题。

下面我们就尝试把目光放长远些，聊聊另一个更具发散性的议题——机器人税。这个问题之前得到的关注并不大，我们不妨就从现在开始。接下来的内容当然不足以聊通、聊透一切，但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，为大家的更多深层思考铺路搭桥。

布鲁金斯学会这样描述“机器人税”的概述：

机器人税的底层逻辑是，企业应当在用机器人取代人类雇员时额外缴纳税款。从理论上讲，这笔税收主要有两个目的。首先，它会抑制企业用机器人取代人类雇员的积极性，从而维持稳定的就业形势。其次，如果替代之势已无法逆转，机器人税也能为政府贡献新的收入，弥补工资税缩水所造成的损失。

以上表述基本反映了机器人税的思路，但我还是要再补一点。对于这个概念，我认为“工资税缩水”其实影响不大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缓解群众承受的潜在冲击。

早在2017年，我就曾经在文章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：

让企业缴纳更高的税费并不足以解决“自动化取代低技能工人”这一整体社会危机，机器人税当然也做不到。相反，政府应当认真利用企业税收建立免费或低成本的教育计划，让人们做好与自动化协同工作的准备。

对于那些无法在未来技术普及时代下找到稳定工作的人，政府可以为这部分弱势群体提供普遍性的基本收入或其他保底方案。

这里要再次强调，以上观点之间并非相互排斥。其实从个人立场来看，我认为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资金，反而才是支持机器人税的最有力论据，毕竟为那些没有收入的人们提供食物和住房，应被视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。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，上述观点才能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衔接起来。

也就是说，我既不主张、也不反对机器人税。老实说，我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持观望态度。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，而在经过以上论述之后，我持观望的理由主要是担心收取重税会扼杀创新。从本质上讲，这种反对跟抵制任何形式的高昂营业税基本相同。只是在机器人税方面，它对创新效率的打压会体现得尤为突出。

在我看来，问题的根本还是在做权衡——维持工作形式稳定以支撑更多就业岗位，还是力挺机器人/AI技术以提振国际竞争力？再次强调，这不是个随便聊聊就能得出答案的问题。但如果能让更多人思考并参与到讨论中来，未来的结果可能会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。

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有时间和精力更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。在本文中，我们主要参考麻省理工学院去年年底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。

通过发表在《经济研究评论》上的《机器人、贸易和卢德主义：实现最优技术监管的一种充分统计方法》（Robots, Trade, and Luddism: A Sufficient Statistic Approach to Optimal Technology Regulation）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rnaud Costinot和Iván Werning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，其中就包括适度征收税费。

Costinot当时表示：“我们的发现证明，对机器人或进口商品征收的税费应该保持在较低水平。虽然机器人确实会放大收入不平等问题，但仍应为其设置较低的税收比例。”

多年以来，包括比尔·盖茨和伯尼·桑德斯在内的知名人士一直呼吁提高税收。2017年，盖茨在采访中表示“最好是提高税收水平，即使为此放慢创新速度也在所不惜。”他还强调，自动化对人类雇员的替代已经在多个行业中广泛出现。

而在讨论盖茨就此问题的立场时，桑德斯回答说“这当然是种方法，值得认真考量。”但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也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态度：“当然，如果自动化技术能帮助我们缩短每周工作时间，那能说这是件坏事吗？肯定是好事。我只是不希望让高端人士成为这场技术革命中的唯一受益者。”

作为反驳，我们回到布鲁金斯学会的观点，他们认为自动化从长远来看有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：

高级研究员Robert Seamans写道：“现有研究表明，采用机器人的企业实际上是增加了就业机会，这也从根本上削弱了支持机器人税的基本论点。此外，机器人税还需要对机器人的构成做明确定义，而确切的定义并不容易拿捏。相反，政策制定者应当采取其他行政手段来帮助从业者，其中可能包括改变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征税方式，但同时也要更广泛地为劳动力市场探索改革空间。”

迄今为止，只有韩国接近了最终立法阶段。但该国的做法是将税收抵免比例降低2%，而非引入全新税种。

为了进一步就此事展开讨论，我还邀请Costinot和Werning接受了邮件专访。

《机器人、贸易和卢德主义》是去年年底发表的，结合近来的事态发展，你们的观点是否有所变化？

自从我们撰写这篇论文以来，AI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，也引发了人们的普遍担忧。我们的论文结果当然适用于这项技术，其中提出了一个通用公式，将技术对工资分配的影响作为输入项。但这个重要的输入项在AI领域如何发挥作用还不得而知，目前人们正在进行研究，而大多数论断仍处于猜测阶段。

在讨论“再分配”问题时，所征税款能否直接惠及那些被自动化剥夺了工作的人们？

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机器人税能带来多少收入，而在于这个税会影响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，进而影响工资和就业机会。具体来讲，随着新技术的出现，人们所能获得的潜在工资可能会更趋于不平等，而税收有望减轻这些影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们可以将机器人税理解为对税前利润的预分配、而非税后利润的再分配。

关于“技能提升”的效果，我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反馈。关于蓝领工人被取代的问题，您对此有何看法？

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一点。但总体来看，道理也是相通的：技能提升代表的是硬币的另一面。如果教育培训能够改善技能的分配方式，那么政府就能找到提供补贴的渠道。当然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调查其具体效果的实证文献，也没有详尽研究过这个问题。

您给出的系统征税最佳范围，是实际产出价值的1%到3.7%。在超出该阈值后，情况会发生哪些变化？

没错，根据目前掌握的初步证据，这就是我们公式计算出的最佳区间。但自动化在工资分配领域属于关键因素，所以还掺杂着很多不确定性。

至于你提出的问题：在理想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在改善税前工资分配与税收效率损失之间做出权衡，从而找到理想平衡点。如果税收太高，就相当于比例失衡，这时候效率损失就会变得过大。而评估这一权衡的关键因素，在于是否存在其他工具来实施重新分配：如果没有，那可能就只有提高税收比例。但在我们的基准中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能够实施非线性所得税。参考其他相关文献，我们发现这种所得税制度相对有效，因此才让我们有信心将实际税率定得相对较低。

其实我们并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相对较低的数字确实让人感到惊讶。但理论和证据支撑起了这样的结论。

实施机器人税是否会引发抑制创新/竞争的风险？又会不会对提振国内制造业产生阻碍？

会的，原则上它确实会产生这两种效果，除非能配合其他政策加以抵消。一般来说，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效率损失，也是我们考量权衡时的必要因素。所以我前面也提到，不应该把税率定得过高。
Werning教授的意见是，“我们认为不该单纯讨论机器人税或者贸易征税，毕竟它们不该成为唯一可行的再分配政策工具。”

那么在解决不平等问题时，还有哪些其他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工具？

美国的所得税制度（包括州税、劳动所得税抵免等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再分配工具，也应当成为关键的政策工具（考虑到其庞大的实施规模、泛用性以及在民意讨论中的热度）。我觉得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基本点，而目前围绕自动化技术问题展开的很多交锋，似乎还没有把它纳入考量。